金  砂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见歌剧《江姐》剧组（毛主席右后第一人为金砂）。

      金砂生于1922年，卒于1995年。

    金砂不姓金，姓刘。金砂是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启用的笔名，到如今，外人根本不知道，金砂本叫刘瑞明。连他四川老家的乡亲们，也只知道他姓刘，叫刘金砂。笔名取代了真名，无论怎么说，都是艺术家的幸福。

      金砂第一个发表的歌就是脍炙人口、响彻40年代并流播至今的《牧羊姑娘》，当时是1947年，他师从社教学院刘雪庵教授学作曲。发表时署名为刘先理——因为他先于弟弟理明出世，发表在福建音乐的《音乐学习》上。这是个校办的内部刊物，发表时他们翻简谱翻错了（把B调翻成E调、“2”成了“6”、“4”低了不到半度），味道就不那么野了。一首原是西南味儿的歌以后就因此被国内、国外不少人当成青海民歌、内蒙民歌、绥远民歌。后来，一位姓寥的音乐活动家、评论家“麻大哥”（夏白）又把这首歌在《时代歌声》上发表，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这首歌的词作者邹获帆在复旦读书。作为一首歌曲，《牧羊姑娘》不仅充分展现了金砂的作曲才能，也初步显示了他作曲的风格。

      他是四川秀丽山水培育的音乐家，从小就会哼川剧。他瞎眼的祖母很爱唱民歌，对他影响很大，金砂一直记得祖母唱的“别人烧香为父母，我今烧香为婆娘，锣鼓叮儿当”——“逗得很！”俏皮、诙谐、音乐形象鲜明，就此渐渐形成金砂那富有特色的创作个性。

      金砂上学犹如他后来作曲，音程跳跃很大，从小学三年级，一跳就跳到中学，又读了4年不要钱的简易师范，后来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整个学校他是“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那时他就爱上音乐，抄歌抄了几大本，都是民间的歌儿。再后来他就跳进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跟作曲老前辈，国立音专的祖师爷黄白的高足，著名音乐家刘雪庵、陈田鹤等教授学作曲。学了一段时候的理论后，他手痒了，偷偷为当时的一首儿歌“走走走，我们都是战友，拿起我们的刀，向前不回头，团结一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报国仇”谱了曲。当时还没开作曲课，行为“超前”怕老师克，又很想让专家鉴定一下，于是佯称是同学写的，拿去请教老师。陈田鹤说，“是个歌儿，还可以。”于是他明白了，这就是曲子。胆子大了，又写了一首钢琴曲《大海》，自己不会弹那么复杂的技巧，壮了壮胆拿着谱子请钢琴老师易开基弹。老师弹到右边高音区手下不去了，悬在半空。第二遍弹到这里还没下去。“怎么了？”老师叫他注意看，第三遍他终于看清了——他写到钢琴外边去了！一下子闹个大红脸，老师又问：“是你写的曲子吗？”“是的。”“你弹不出来？”“弹不出来。”“是啊，你不会就找我来了。”老师又安慰他，贝多芬也曾写过拉管的拉不出的音，但那是笔误，这不要紧。

      病休离校。再考上社教学院来到苏州继续学音乐，辗转在常熟，丹阳一带教书。1948年6月，他像一脉跳跃在丘壑之间的小溪汇进了一股洪流——到二野军大，同年9月从军大文艺新闻大队一队提前毕业，进文工团，进军西南！进军途中，他伏在背包上写了歌曲《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这首歌在二野唱开了的同时，“金砂”诞生了。这是他入伍后写的第一首歌。

      之后又是第二首、第三首……几年写了数百首，终于有一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几乎老幼皆会唱并流传至今。一首歌可以给亿万人带来许多亲切温馨的记忆，真不容易啊。时间才是一位最权威的音乐评论家。它什么都没有说，又什么都说了。

      乾坤旋转进了60年代，神州大地上出现了歌剧热，一时间《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红霞》等歌剧相继问世，而稍后出现的《江姐》则影响更为深广。这是共和国歌剧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一页上金砂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和毛泽东主席观看此剧后与演职员们合影照中金砂所处的位置是相对应的。这帧珍贵的合影中，金砂紧贴在毛泽东魁梧身躯的后侧。当时，何人站何位置，都是预先严格规定好的。当然，没有金砂也会有《江姐》，但彼《江组》的味儿肯定不是此《江组》的味儿。

      金砂作曲特讲究“味儿”。

      他首先追求的是民族的味儿。他是四川人，《江姐》又是四川的事，于是《江姐》的音乐川味十足，但这还不够，歌剧毕竟不是川剧。为了写出“歌”的色彩，“剧”的风格，又要植根在民族的土壤中，他与另两位合作者跑了好多地方，搜集民间音乐素材。在衢县他被骛剧高腔迷住了，在金华又觉得金华腔太美了，在无锡干脆帮人家搞起锡剧《孟丽君》来……见得多了，眼界阔了，他觉得江南的滩簧，四川扬琴，江西采茶调，贵州文场，湖南丝弦，这些调调很靠近，味儿差不多，大概有什么血缘关系吧？有了这些准备，写起来就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当时，他们关在空军政治学院的一座楼上，他统稿时，写好一段，就请另两位坐起来听，是这个味儿了，就过去，再写下一段。现在，你若与金砂聊起《江姐》的音乐，他会精确明了地告诉你，这个味儿来自哪种地方调调，那个调调又是从哪个戏曲化出来的。你这才会明白音乐浑然一体的《江姐》，原来竟然浸润了这么多民间音乐的鲜亮露珠儿。

      他特迷恋写出剧中人物的音乐个性、写出心态变化的层次来。写得顺手，写出人物性格的味儿，是他最快活的事。的确，《江姐》的音乐形象中除了万众传唱，激昂而又深情的许多江姐的唱段外，活泼而单纯的华为，以及沈养斋、甫志高、警察局长、唐贵山等反派人物，音乐个性都十分鲜明。着笔不多的唐贵山一出场的两句唱：“这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照得我心里好烦恼”，把他那小狗腿子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印象最深的是沈养斋的唱段《局势如麻乱纷纷》中最后一句“还需铁掌定乾坤”真可谓传神之极，“铁”字一下子虚飘上浮，随后“掌”字即咬得恶狠狠的，谁都觉得这特务头子正伸出两指头企图把什么东西捏为齑粉似地，其带点儒气的凶恶、阴险，深层意识中丧家犬般的惶恐、色厉内荏的性格，跃然在旋律之上，音乐之笔竟能如此入木三分，令人叹为观止。

      他也有遗憾。比如第六场的主要唱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他觉得音乐不够完整，变化少了，没有充分展开。中间“散板”处4句4个“2”顶着，缺乏层次。虽然板式有变化，情感却没达到应有的深度，这些大家没觉察，他觉察了。作为一位严肃的作曲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有机会重新修改，他会把这一段写得更有味儿，可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在于它的不容改动。对此，金砂与他的作品都同样无能为力。

      就像母牛护犊一样，金砂很爱惜他搞出来的味儿。排练《江姐》时，他就管辅导主要演员，一句一句地把味儿抠出来，扮演江姐A角的万馥香女士因他的帮助而得益非浅。她曾说“如果不是金老师帮助，我是出不来的。”我想，金砂的帮助大约就在于帮她进入了那种“味儿”的境界。音乐的味儿，往往是最不可靠最难把握又最为可贵的东西。

      说来也怪，当时极重视这出歌剧的空军一号人物刘亚楼，也很看重这味儿。刘司令曾在南京中山陵与剧组主创人员一起逐场逐句地改。虽说当时已在北京试演过几场，但司令员并不罢手，他的要求是绝对要能流传开来。刘司令要作曲者哼给他听，3位合作者中，姜春阳嗓子最好，司令员又觉得少了点民族味儿；羊鸣擅写不擅唱，司令员觉得其声音颇似其名；于是仍由金砂把那味儿哼给司令员听。后来有人来报告，说南京街上已有人在传唱了，刘司令员这才作罢。1964年10月，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江姐》，刘亚楼远在杭州，整个演出过程中，京杭间专线电话一直保持联系，当时金砂与打灯光的在一起。剧场演出效果与观众的反映都及时用空军飞行术语传到杭州。接着便是一股《江姐》热流遍全国，流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流向未来。

      大约从刘亚楼在中山陵拍板那一瞬开始，歌剧《江姐》就获得了它独立的生命形态。其后，江青曾试图让解放军在江姐就义前冲进渣滓洞，人们看了都觉得别扭。

      《江姐》不再需要它的创作者们操心了。而它的部分创作者也一度与《江姐》同遭尘封进岁月的命运。不过，金砂却因《江姐》而与歌剧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文革”中，他写了代明编剧的歌剧《海霞》在重庆附近演出，1978年后，他每年几乎都要写一部大型歌剧，像《金孔雀》、《蔚蓝色的旋律》、《云岭翠竹》、《椰岛之恋》、《木棉花开了》等，给军内外、省内外的歌舞团、文工团等排练上演，并获得各种音乐设计奖、音乐创作奖，以及政府表彰，可是没有一部歌剧能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当然，这与时代、题材、剧本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可那毕竟是中国民族歌剧的遗憾。真正的艺术家总难摆脱遗憾的影子。

      中国是个戏剧大国，但歌剧的历史却很短。中国歌剧史上无疑印上了金砂深深的足迹。如今他已步入迟暮之年，鬓发白了，眼球浑浊了，但那对瞳仁里仍时时跳跃着神思的光辉。当目下几代人一齐赞叹，陶醉于他过去作品的时候，金砂的眼光越过载歌载舞的红男绿女，投向了更深远广阔的背景。他开始用作曲的笔作文，总结自己几十年来从事歌剧创作的心得体会，总结民族歌剧的成败得失。能够而且愿意从事这个寂寞的事业的人委实太少了，这些系列文章发表后引起歌剧界的广泛注意，可惜天不假年，正当他为歌剧创作理论辛勤笔耕的时候，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撰文：薛亦然）

摘自：苏州文学艺术网